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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维持现有的出口格局，也会使国民福利减少，因为美元贬值，换得的外汇不断损失，等于是出血出口，福利减少。

这是什么制度？作个通俗解释：所有权属于你的土地，你租给了别人，别人又转租出去收租金。另外，住房在新加坡是否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存疑，即使属于个人财产，《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有规定：政府应有取得、持有和处分任何样财产以及签订签约的能力。

只是英国殖民政府是不会在乎港人的感受的。选择，是自己做选择，而不是让人家代自己做选择。住房商品化开始了，照市场经济的理，他们应该有选择了——因为没有选择，就没有市场，不提供选择自由的市场，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他诚恳地表态：谁都希望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得人心的，即使在工资里住房消费比例多打一点，群众也是愿意的，但要明确产权，住房确实属于他的。是由政府代你作选择的市场。

殊不料，中国的住房商品市场是政府大动迁动迁出来的市场，市民更加没有了选择自由。这是港英政府 因地制宜制定的制度，不是从英国承继过来的，英国本土没有租地皮的概念。不妨估计一下这4600万农民工带来的直接粮食需求。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无论生产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产品出口总能很快把世界市场铺满。中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已经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而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用投资倾斜的办法促进改革。这不像某些人鼓吹的要搞全面的私有化。

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亦即效益下降，于是资金必然流出农业，没有人愿意往这个领域投资。进入 温铁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农业 。

农村改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央在1998年认真总结过改革20年的经验教训。这是当时各个政府垄断部门操纵农产品市场的结果。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人消费，于是出现存储爆满，粮食压价，导致农民1985年调整7000万亩粮田，粮食产量掉下来500多亿斤。这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同时，城市就业减少、收入下降。

假定一个农民工一天消费3、4斤粮食。真正的调整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事实上，中国农村历史上一直就有合作的传统。

卖不动则农民收入下降。农业的商品化水平提高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又使农村消费第一次达到60%以上，并且大幅度拉动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黄金增长。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六套班子同时搞全，还把七所八站升格为七局八局。21世纪中国农业的战略调整当前中国的农业战略调整，应该针对小农经济的问题，针对中国农业已经不可持续的问题，研究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扩充农业资源，减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

东部的企业主不需要对3000公里、4000公里以外流到他这里的劳动力的任何流动成本负责。加入WTO，进口农产品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国内农业生产下降，但是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如何解决?外国资本进入能够促进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以金融和贸易为主的服务业，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显然不可能起拉动作用。现在是第三次，应该强调的是在国土资源经济的结构调整战略之下，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有人试图借鉴韩国在经济起飞时候大量工人到中东等地打工的经验走国家组织劳务出口之路，但试问，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仅农村就有4-5亿的庞大的过剩劳动力队伍呢?因此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劳务出口可以解决的概念。其他改革总结不出来或者说总结不出更成功的经验，就是因为其他改革不是广大群众的创造。随水给地，以工授地，干一年活给3亩地，干3年活给10亩地，10亩地可以养活一家人，民工也就在这些地方安定下来了。

近年来，农业服务费用上升了22%，年均增长9%，这正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沿海的制造业为什么不愿意到西部去?因为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不仅能够就近联系国际市场节约信息和运输成本，而且根本不用考虑劳动力供给半径。

这个总结最后集中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上，对农村改革经验的肯定又集中到承认农村改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回顾20年来的三次结构调整，应该认识它们的本质差别。

如果中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上按照WTO原则作出的让步，加剧了农民入不敷出的矛盾，那么被资源短缺推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无业可就的问题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国家有限的投资要用于鼓励城镇化改革。

在不少地方，有的竞选者花了很多钱参加竞选，按照所谓经济人理性假设，他总是期望有回报的，这些回报哪里来?最后很可能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今天的我们仍然重复过去的故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中国其实是一个小农国家。我们可以明文规定，免税的条件是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这等于间接用于农业补贴。

一个价格的作用，一个制度的作用，把粮食产量推上了两个台阶，从原来的6000亿斤左右提高到8400亿斤。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包括韩国，当它们从事某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时，随着生产和出口提高了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劳动力价格立刻迅速抬升。

把这两种基本的资源制约考虑进来，中国农业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在哪里呢?中国的国情是资源紧约束、城乡结构二元对立。1991年才提出两高一优但效果不大，真正解决农产品卖难的是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调整，起因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

其中又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满足了，更遑论生产资料功能。城市原有7、8千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现在是一道道门槛，一道道壁垒，限制农民进城就业。

回顾历次经济对策，基本上属于被动的打补丁。西部5亿亩的耕地如何开发?只能依靠汉族几千年形成的过熟的农业耕作方式。这次调整的确是市场的作用，是农民的自发调整，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假如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明确的财产权利，没有独立支配自己的产品并和别人平等地交换的权利，假如电力、化肥、农药、金融、科技服务等都不在农民手里，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一个村民选举就能够调动村民积极性，让农民拥护我们的各项政策呢?农村基层选举中还要注意到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谁出这笔钱?相当多的地方为了走这种过程，增加了一大笔开支。

然后政府规模空前扩张，七局八局下去，虎狼一样向农民要钱，弄得这些镇子纷纷衰落。此外，要像其他东亚小农社会的经验一样，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

把过剩的轻工业品、过剩的粮食调到水利工地上去。城镇化不是要扩充政府，不是要投资养政府，政府越养越大，越养越肥，越养越扩张。

1979-1982年粮食价格调整，提价刺激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后来出现了政策打补丁，实行省长米袋子。